共性与差异:人类社会能走多远

共性与差异:人类社会能走多远

2020年8月13日 作者 admin

“我们飞越了美国上空,突然间我看到了雪,这是我们在轨道上看到的第一场雪。我从来没有去过美国,但是我想,秋至冬来,这个地方应该与其他地方一样,为迎接秋冬到来所做的准备也是一样的。在这个时刻,我被自己突如其来的一个感受深深震撼了:我们所有人都是地球的孩子。”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ID:eeoobserver),作者: 陈丽萍,题图来自:IC photo

在《蓝图:好社会的八大特征》一书中,身为耶鲁大学人性实验室(Human Nature Lab)的负责人、医学博士及社会学教授的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A. Christakis)引用了宇航员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夫的这番话,表达了自己对于人类社会的核心观点: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团结,而不是分裂,社会基本上是良善的。

近十余年时间,尼古拉斯都致力于通过人类学、社会学、遗传学、进化生物学、历史学、哲学等多个学科的交叉研究,揭示人类社会的良善本源。然而,到了本书正式面世的2019年,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逆全球化的世界却与这本书中所描绘的人类社会的“美好蓝图”背道而驰。

在书中,尼古拉斯提及美国社会正在面临的共识危机:

“写这本书时期,美国似乎陷入了一种存在多个极端严重分裂的状态,比如右翼和左翼、城市和乡村、宗教与反宗教、自己人与局外人,以及有产者与无产者等。

大量的分析结果表明,目前美国社会所面临的政治极化和经济不平等到达了一个世纪以来的峰值……人们甚至对‘大熔炉’这一共同意识形态的承诺产生了强烈的动摇。”

4月16日,尼古拉斯接受英国机构RSA的线上视频采访时,谈及新冠病毒所带来的人类社会的新变化:

“但新冠病毒让我们彼此都处于隔离状态,大多数人只是模糊地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反常的是,我们大家确实正在经历一场人类集体灾难,但我们却彼此隔绝。”

从1995年开始,在担任大学教职和从事科研工作之外,尼古拉斯担任临终关怀医生长达16年之久。他亲眼目睹了无数具有不同身份背景的病人,在生命走到尽头之际,展现出的共同的人性:弥补自己曾犯下的过错、靠近自己的亲人和爱人、讲述自己的故事并渴望平静坦然地死去。

尼古拉斯通过母亲的离世开始思考死亡这一命题。在2011年的一篇访谈中,他曾说:

“我6岁时,母亲就被诊断出患有恶性肿瘤,我25岁时她就去世了。我的整个青春时期都与一个身患重病的母亲相伴。我认为如果谁有这样的成长经历,就不得不被死亡这一主题吸引。这种经历使我对医学和临终关怀产生了兴趣。

必须要承认的一点是,我们的社会对临终生命的关怀少的可怜。如今谈论医学和公共政策中的弱势人群是一种时尚,但我认为,你很难找到比垂死之人更加弱势的群体。”

在尼古拉斯目前所负责的人性实验室(Human Nature Lab)的网页上,附有他个人38页长的学术简历:

1984年,尼古拉斯以最优生的身份获得耶鲁大学生物系理学学士;

1989年获得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

1995年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

2001年至2013年,作为医学-社会学教授,在哈佛卫生保健政策系和医学院执教;

2013年开始,回到自己的母校耶鲁大学,担任社会和自然科学、生态与进化生物学以及生物医学工程教授(SolGold Man Family Professor)

然而占据履历大部分篇幅的则是其在多个学科领域发表的学术文章和论文、相关演讲及教学课程。

“尼古拉斯(Christakis)具有非同寻常的跨学科专业知识……世界上没有多少人拥有他的履历,他不仅在著名的科学和医学期刊(例如《自然》、《科学》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多篇文章,并且在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的期刊上也著作颇丰。”

——2011年《泰晤士高等教育》对他的评价

尼古拉斯丰富的跨学科背景也让他看到一些被学术界忽视的问题:

“社会科学停滞了,其提供了近100年来基本上相同的学术部门和学科: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和政治学。这不仅无聊,而且适得其反,限制了对科学前沿技术的参与,并扼杀了新的有用知识的创造。”

2013年尼古拉斯在发表于《纽约时报》的文章《让我们重整社会科学》(Let’s shake up the social science)中指出了社会科学面临的困境:

“我并不是在建议社会科学家停止教授和研究诸如垄断权力,种族特征和健康不平等之类的经典话题。但是每个人都知道垄断权对市场不利,人们都会有种族偏见,疾病在社会阶层之间分布不均。

继续研究此类主题的收益越来越小。反复观察这些现象并不能帮助我们解决它们。”

在尼古拉斯3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见证了科学部门的传统头衔变成了系统生物学、神经生物学和分子生物物理学等新词,他认为,这些变化首先反映并发展了跨学科的思维方式,但社会科学部门仍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人性实验室则最大范围地体现了尼古拉斯改变世界的野心。“我们从进化生物学、遗传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观察社会中人类的互动行为,并进行实验以探究我们该以什么方式干预世界并使其变得更好”,2014年,他在刚刚成立实验室时,如此雄心勃勃地告诉《耶鲁大学日报》的学生记者。

如今,尼古拉斯带领他的实验室团队,已经在诸多问题上取得了成果并发表论文,比如观念,规范,以及生物传染(细菌)如何在人类中传播,如何利用对此的理解来干预社会系统,以改善世界;如何通过改变欠发达地区村庄中有影响力的人对于公共卫生实践的看法,来改变整个村庄的卫生观念;如何通过无声人工智能(Dumb AI)补充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进而减少网络上的种族主义;如何利用有缺陷的AI编程,增加人们的错误选择,从而释放出更多解决问题的可能性等等。

在学术工作之外,尼古拉斯和自己的妻子艾瑞卡(Erika Christakis)还曾兼任耶鲁大学所罗门住宿学院的院长和副院长。然而在2015年万圣节期间,其妻子对学院管理层发送的一封标题为“万圣节和耶鲁社区”的邮件提出了质疑。在给学院本科生的邮件中,她认为经由管理层劝告学生避免穿戴“政治不正确”的服饰的行为侵害了校园内的言论自由。

二人随即卷入耶鲁大学的校园抗议活动当中,并遭到部分非裔美国学生的抵制和言语攻击。尼古拉斯与学生之间的辩论视频在美国引起了全国讨论和关注。此事件8个月后,尼古拉斯辞去了院长一职,他的妻子则彻底离开了耶鲁大学。

事后,在有关这次耶鲁大学的校园抗议活动的纪录片中,尼古拉斯的成长背景得以展现。他来自一个多种族家庭,他的母亲收养了不同种族背景的孩子,并一生都致力于科学和人道主义事业,而尼古拉斯拥有非洲裔美国人和中国的兄弟姐妹。尼古拉斯的妻子则一直从事儿童教育的研究,一直照顾受虐妇女,市中心儿童和无家可归的吸毒者。

在2017年,与山姆·哈里斯的访谈中,尼古拉斯回忆当时自己所遭受的精神危机:

“当时有一名学生非裔美国学生对我说,‘你无法理解我们的困境,因为你是中年人,白人和男性’,这真的让我揪心,我对她说我理解她在说什么,尽管我的性别,年龄和肤色与她不同,但我仍然能够理解她,并且我有兴趣努力理解她,并且希望她能理解我。

即使生活中有着不同的轨迹,我们也可以找到共同点或共识:一个人从小就与贫困作斗争;另一个人与离婚的父母作斗争;另一个人乘船逃离越南;另一个人目睹了暴力。

当人们放弃对人类共同人性的承诺,当人们被雾化,当人们相信只有某些类型的人有权使用某些类型的文化思想或比喻时,就抹杀了我们共同的人性,而共同的人性才是我们能够进行相互交流的基石。”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副教授金蕾,早年在哈佛做博士后时,曾与尼古拉斯合作发表过有关婚姻与健康的论文,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她说:“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开放、包容和乐于给予人帮助的人,对于社会公义问题非常关注”。她还特别提及,在求学期间她正经历亲人的去世,而尼古拉斯和她分享了自己母亲去世的经历,借此开导和安慰她。

2019年,尼古拉斯的新书《蓝图》出版,在诸多访谈中,他不得不再次回应这次事件,他坦言那段时间是他人生中一段“充满挑战的时期”(achallenging period of my life)。在《蓝图》的结尾处他再次强调:

“当我们环顾世界,可以观察到永无止境的、近乎永恒的恐惧、无知、仇恨和暴力。从我们自身的位置出发,我们还可以无穷无尽地列举不同人类群体的各种细节性特征,突出强调他们之间的差异。

但是,这种通过突出和强调差异,将人类相互隔离开来的‘悲观主义凝视’,反而会错失至关重要的潜在一致性,从而导致对人类共同人性的忽视。

大量进化社会学研究(我们也参与其中)的结果表明,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被预设为可连接的,并都能够建造一个特定社会,即一个充满爱、友谊、合作和学习的地方。”

尼古拉斯认为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所持的观点是正确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当下人们的寿命更长,饥饿和暴力更少。但他认为单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去论证这一趋势会使人类社会的故事变得脆弱,“在解释人类社会的时候,把某些历史因素看得比进化因素还要重要,有一个重大的危险,会使人类社会的故事变得更加脆弱。认为特定的历史因素最重要,甚至可能会诱使我们放弃努力,并觉得好的社会秩序是‘不自然’的。”

他在一次采访中重申:

“我们不能仅仅意识到是历史力量正在使我们变得更好,而且更深,更古老,更强大的力量也在发挥作用,这个力量就是自然选择。”

几乎在每一次公开演讲和对话中,尼古拉斯都要提及自己是个乐观主义者。

“我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乐观主义者。我认为总是有做事的可能性。我的意思是,谁想要变得悲观和虚无呢?对于我来说,这不是度过人生的方式。”

校园抗议活动三年后,尼古拉斯被授予耶鲁大学最高教席斯特林教授(Sterling Professor)头衔。

2020年7月7日,美国《哈泼斯杂志》发表《关于正义与公开辩论的公开信》,在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的名字下面,我找到了尼古拉斯的名字“Nicholas A. Christakis, Yale University”。

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  出版方供图

访谈

问=《经济观察报》

答=Nicholas A. Christakis

问:你在今年4月16日,曾接受了英国RSA(The Royal Society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Arts, Manufactures and Commerce)的线上访问,你提及在今年新冠病毒爆发之初,你就和中国的科学家一起工作,并且听说你目前正忙着完成一本有关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新书,可以和我们谈谈这本书吗?

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新书几乎是在《蓝图》结束的地方延展开来的。《蓝图》谈论了人类是如何进化到通过社会交往进行生活,而我们得以开展社交生活的原因之一是我们懂得如何彼此学习,因此当我们聚到一起彼此学习时,我们也有遭受暴力,自私或冲突的危险。

当我靠近你学习一些东西,同时我也因为会承担风险,其中之一就是接触到传染性疾病。所以在《蓝图》中,我的思路之一就是:蓝图是细菌的传播是我们散播思想所要付出的代价。

因此,我的新书《阿波罗的箭》(Apollo’s arrow)实际上探讨了流行病一直以来都是人类经验的特征之一。我们之所以认为冠状病毒的流行很严重和罕见,是因为我们是当代人。但实际上瘟疫已经持续了数千年。在中国古代就有应对瘟疫的女神,所以瘟疫对我们这一物种来说并不新鲜。

瘟疫或许对当代人来说是新的体验。但实际上它是人类经验的一部分,这就是我在新书中谈论的内容。

问:在《蓝图》中,你特别强调悲伤与死亡可以帮助人们获得理解和同情他人的能力。你认为人类在经历新冠大流行之后,会变的更加团结和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吗?如果依循你在《蓝图》中说的:人类进化的弧线是向善倾斜的,人类的世界会变的更好,但目前的情形并不乐观?

答:瘟疫同时也会产生冲突效应。一方面,我们所有人都可以看到我们共同的人性,因为我们现在都在同一个共同的敌人作斗争,冠状病毒是一个共同的敌人,因此一方面,你可以想象瘟疫时期人们会聚集在一起;但是当许多人死亡时,人们也会变得很自私。

在瘟疫时期,人性中恶的一面会被突出,进而我们会开始区分彼此,然后相互指责。在公元前430年的古希腊,理智的希腊历史学家在雅典大瘟疫期间谈论了雅典人如何指责斯巴达人。所以总是要有一个替罪羊成为造成问题的原因。

瘟疫可以使我们团结起来对抗一个共同的敌人,但也会诱使我们互相指责。

问:你认为人们可以停止责备,意识到合作和交流的重要性吗,还是会往更糟的方向发展?

答:我认为两者都会发生,但最终我认为合作的好处将更加明显。在瘟疫笼罩中,是会诱发不共享信息和不合作的情况,但我的观点是最终事情会变得可行。我认为人们会看到合作的好处。

问:你认为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会阻碍合作吗?

答:的确,文化是不同的。中国人与希腊人、美国人之间有很大的差异。但《蓝图》中的论点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一些基本的东西是相同的。

我去过中国,中国人都爱他们的伴侣,爱他们的丈夫,妻子和朋友。中国彼此合作,建立社交网络,相互交流,就像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因此无论你去哪里,包括中国在内,你所看到的所有这些深层和基本的品质是相同的。

即便我们有不同之处,中国人与美国人有不同的幽默感,在公众场合有不同的规范和举止。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之间的相似性要大于差异性,这也是《蓝图》中的观点。

问:在你的书中,你有提及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几个历史事件,这些经历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答:我不能说我参加过任何历史事件。我当然目睹了其中的一些,但与这本书有关的经历是我作为临终关怀医生的经历。

我是科学家,我主要的工作是从事科学研究,但我同时也照顾了很多年病重的垂死之人,当我在床边看到许多人死去,这样的经历增强了我对人类共同人性的信念,因为在将死的时刻,我们所有人都有非常相似的愿望。我们彼此没有太大的不同。

问:在《蓝图》中,你认为美好的人类社会应该具备八大“社会套件”:拥有和识别个人身份的能力;爱伴侣和子孙后代;友谊;社会网络;合作;对自己所属群体的偏好(内群体偏好);温和的等级制度;社会学习和教育。为什么“拥有和识别个人身份的能力”排在第一位,而且你还认为个人身份为爱,友谊和合作奠定了基础,使人们能够跨越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忠实地回报他人所提供的良善。为什么个人身份是建立良好社会的前提?

答:是的,因为你必须记住谁是你的配偶,必须记住谁对你好,或者你与谁发生过性关系,或者你曾与谁合作过,又或者,如果你是个孩子,你必须能够向你的父母发出信号:这是我,而不是别人的孩子。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识别个体身份的能力对于所有其他社会功能来说至关重要。

如果我们要相互合作,我们需要知道谁是谁;如果我们要相互交流,你需要能够记住你的朋友……我们人类不像动物,我们没有进化成同一个模样。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身份。只有我们获得了个人身份,我们才能获得正常的社会生活。

问:那么“内群体偏好”和“个人身份”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吗?我们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

答:当然,它们之间经常存在紧张关系。在某些时候,这对我们有利,不仅是暂停我们的个性,而且是暂停我们的自私。个人身份和自私之间是有区别的,作为一个个体与他人交流,总好过作为一名集体的一员与他人交流。

换句话说,我应该把你当作一个独特的人,而不是一个中国人,或者一个女性。这些身份对你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谁。

问: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的确,我们应该意识到个体在社会中的重要性,但同时不平等问题是广泛存在的,特别是大流行之后,原本已经很脆弱的个人和群体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平衡个人自由和集体利益?

答:这是个好问题。我认为当爆发传染性疾病时,平衡会变得更加困难。例如,多年来,我有很多中国研究生,他们向我发送了有关2月和3月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从1月下旬开始,中国实施了封闭式管理措施……中国人的确在短时间内成功地阻止了病毒的传播。但是,并没有治愈病毒,病毒仍然存在……

问:在《蓝图》中,我发现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多次被引用和提及,这本书在1980年代就曾被译介到中国,在中国很多人知道这本书,很多读者受到这本书的影响。因此,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你认为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本书?

答:我会说基因是自私的,但人却不是。实际上,我认为理查德·道金斯也会同意这个说法。理查德不仅注意到了基因的自私性,而且还注意到人和动物是注重合作和利他的,在过去的三十年中,科学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人类利他主义的起源,当然我的书也对此做出了解释。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ID:eeoobserver),作者: 陈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