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拾荒产业:1980年代,3年赚到百万身家,如今走向谢幕

城市拾荒产业:1980年代,3年赚到百万身家,如今走向谢幕

2020年8月13日 作者 admin

在社会发展的递进里,拾荒产业功不可没。本文作者:正解局,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沉思往事立残阳,当时只道是寻常。上海之后,北京、天津、南京、长沙等等,越来越多城市开始施行垃圾分类。在垃圾分类这个事物登台后,游走于城市的“拾荒大军”却开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拾荒产业日渐式微,更折射出我们时代的变迁。

拾荒产业的黄金时代:3年赚到百万身家

上世纪80年代,市场经济勃兴,废旧物资市场交易兴起。拾荒群体也开始自发形成。这部分人多来自偏远、贫瘠的村落,终日穿梭寻觅于垃圾桶、垃圾楼、工厂的垃圾车间,一心仰赖城市里的垃圾发家。

无数人的命运,由此发生翻天覆地之变。

1985年,15岁的河南固始辍学少年乔保锋北上拾荒,旁人避之不及的一座座垃圾山,却是乔保锋求之不得的聚宝盆。

第一个月,乔保锋就捡出了2000元的收入。

有一次,他找到昌平的一家水泥厂,将所有积压的牛皮纸袋全部包下,又以高出几倍的价格,转卖给山东的爆竹厂,成功提现人生第一桶金。

凭借原始积累,乔保锋买了一辆二手货车,业务延伸至周边厂矿的所有废品,渐成垄断之势。短短3年后,18岁的乔保锋就拥有了百万家产,成了昌平一带赫赫有名的“破烂王”。

此后,生意如日中天,用来存放废品的场地从几分地扩张到十几亩,手下最多时有上百人。

典型的拾荒场景

经历着同样财富故事的,还有杜茂洲。

1987年,不堪生活之困的四川巴中小学代课老师杜茂洲,敲开了北京环卫部门的大门,“想进垃圾场捡垃圾”。

一切比想象中顺利。在管理部门看来,垃圾场的管理工作既繁琐又费钱,有人自愿请缨捡垃圾,负担就会减轻,这是双赢。

杜茂洲并非孤身闯京,而是有备而来。一夜之间,跟着杜茂洲“赌一把”的家乡兄弟们,迅速在1000多亩的垃圾场围墙边上搭起窝棚,安营扎寨。

虽是辛苦钱,但好在收益可观,巴中拾荒大军每人年均收入超过万元,摇身一变为高收入阶层。

当时的人们对于再生利用并无多少概念,垃圾堆里常能见到大块废弃的铁铜。

1990年代,恰逢中国工业化加速时期,福建安溪县的小伙林秀成动了心思,他不分昼夜地蹲守在各大钢铁企业门口,只要哪家有废材运出,就赶着上前收下。外行眼里不值一文的废物,都成了他日后撬动财富的有力杠杆。

利用垃圾生意运转起来的资本,林秀成开始寻求新的突破。机缘巧合下,林秀成获得了三明钢铁厂的支持,合资成立三安集团,继而走上商业帝国之路。如今,三安集团已经是一家多元化企业集团。在2020年胡润全球富豪榜中,林秀成以360亿元人民币身家名列其中。

在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大背景下,这些口口相传的造富事迹,不断刺激着蠢蠢欲动的后辈们,拾荒大军以突飞猛进之速不断壮大。

据美国学者Martin Medina曾有一个调查数据,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拾荒者人数,约为600万。

或为谋生,或为出头,或为梦想,前赴后继的外来者们拖家带口地进驻垃圾场,憧憬自己成为下一个传奇。

拾荒也是江湖,也有门有派

和拾荒队伍一起膨胀起来的,还有行业内的恶性竞争。

来自全国各地的拾荒者们抱团为王,形成不同的“帮派”,彼此利益冲突不断,由年轻力壮者组成“飞虎队”,打架、械斗时常上演。

仅北京的拾荒大军,就分为13个帮派,聚集在北京四环外的82个“营盘”,每个营盘2000多户人。最大的为“川帮”,仅来自巴中一个市的就有4万人,其次是拥有1.7万人的“河南帮”,主要来自固始。各帮派区域划分森严,潜规则众多。新人必须按月上供,一旦出现逾矩行为,将以叛徒身份遭到驱逐,终生不得再踏入拾荒行业。

即便如此,矛盾仍在不断激化。到1997年,北京七成以上的刑事案件都是拾荒者犯下的,捡不着就偷,偷不着就抢,井盖儿、护栏、变压器、电缆,都成了“回收对象”。

北京的境况并非个例。1998年初,山东发生多起抢夺垃圾场,群殴致死的案件。

昌平“破烂王”乔保锋,则成了严打下的典型反面教材。1999年,乔保锋出资承包白浮铸造厂,由于不懂技术,井盖的箅子、自行车、下水管道都被“拿去”作了无辜的试验品。急于求成的乔保锋更是直接将一颗废弃炸弹扔到了炼钢炉里,造成了爆炸事故。被举报后,气急败坏的乔保锋又带领手下铤而走险,多次故意损坏电表“偷电”。数罪并罚,乔保锋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9年,财产如泡沫般灰飞烟灭。

乔保锋被判处有期徒刑19年

四川帮“把头”杜茂洲在2001年创办了废品回收公司,统领起北京崇文、通州、平谷、昌平、密云5个区的垃圾埋场的废品资源。

作为正面案例,杜茂洲被邀请到了中央电视台,聚光灯下,他激动难掩,一度哽咽:“北京遍地是宝,只要你肯弯腰。”

2000~2010年,堪称拾荒行业的“黄金十年”,只要敢吃苦,不怕脏,月入过万并不是难事。

令拾荒大军们始料未及的是,潜移默化间,一场行业地震正在逼近。

“这个行业已经垮了”

伴随着经济增长放缓、产业结构转型,废品回收价格开始呈现断崖式下跌。

2015年,我国十大品种再生资源回收总值为5149.4亿元,受主要品种价格持续走低影响,同比下降20.1%。其中,废钢铁价格大幅下降,降幅高达36.4%,历史罕见。

这种情况下,仅靠捡破烂,已无法维持“温饱”。由于库存积压严重,不少人因此破产,不仅前半生积蓄化为乌有,后半生还将背负巨额债务。

祸不单行,城市规划进程的加快推进,使得环境整治愈加严格。2016年夏天,北京有81个废品交易集散地被废止,浙江、广州、河南、江苏、河北等地纷纷响应,也开始推进。

曾经的北京“东小口”

“一搬三年穷,搬两回离倒闭也不远了。”寓居地拆了搬、搬了拆,拾荒者们只能往城市更边缘的地块走,寻觅下一个据点。

但这种代价无疑太过高昂,租金没法退,场地投入打水漂,还会丢失大量订单,倒下、重启的恶性循环下,利润越来越薄,生意越来越难做。

传统经营模式难以为继,转行成为拾荒者们没有选择的选择。当年风光无限的杜茂洲,也面临工厂被取缔的尴尬境地。在打点好工人工资和补偿后,杜茂洲离开了北京,选择退休。

比起杜茂洲还算“功成身退”的结局,大部分人并没有那么幸运。

作为一代拾荒者,二十多年摸爬滚打,徐江(化名)从四处拾渣滓的青涩少年,变成了精干的“座摊”老板。行业的沉没,如同悬在头顶的钝刀,万般无奈的徐江通过地下通道借了高利贷:“撤出这一行,就得转让全部家当,加起来好几十万,以后想要拿回来,也没有能力了,要是不撤,钱的漏洞越来越大,不想给家人惹麻烦。”

顺着老乡们的指点,赵瑾元(化名)和妻子在2012年来到北京打拼,成为垃圾分拣流水工,日子刚刚稍有起色,便撞上了“垃圾分类”的枪口,赵元和妻子只得重新返回家乡。

“这个行业已经垮了,但我想不出还能做什么。”有拾荒群人说。

结语

长久以来,拾荒者背负着“低素质外来务工者”与“拾破烂”的双重污名。但事实上,拾荒者们为循环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

他们用自己的力量,回收了中国60%~80%的电子废弃物,回收了90%以上的家庭废品,向电子废弃物拆解回收企业提供90%的原材料,每年节省大量垃圾处理开支。

如今,他们正在悄悄退出我们的时代,但在社会发展的递进里,拾荒产业功不可没。

江湖虽已经改写,我们与垃圾的斗争,却还将继续。

参考资料:

人民网 《京城“破烂王”被判19年》

极昼工作室 《拾荒者在北京》

央视网 《讲述-废品村纪事》